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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遗产 兴也帝国体系 衰也帝国体系

范文吧
发表于2021-11-25 19:48:08 归属于冲突 本文已影响 我要投稿 手机版
称英国兴也帝国体系,衰也帝国体系,似不无道理。19世纪末以“势力范围”为形式的有形帝国争夺及再后的“帝国特惠制”等,恰恰折射出大英帝国的不断衰落而不是持续强盛。这的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兴衰故事。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最早接触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教授所着《工业与帝国》,还是在留学伦敦经济学院的时候,有一天在泰晤士河边散步,偶然买到了这本英国史书。此后不时翻阅史学大家写就的这一通俗册子,总能得到有关大英帝国兴衰荣辱的某种启发。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此书自1968年初版以来持续畅销、年年加印,直至推出如今的新世纪定本,确实其来有自。

在过去的几年里,国内关于英国现代化进程的讨论很多,尤其是随着公众对中国崛起的期待,也引起了学术界之外的广泛兴趣。然而,热烈的讨论并不一定意味着问题已经澄清。围绕英国的现代发展,仍然可以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译者本人也做了一些认同。[参见梅:《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繁荣考论》,新华出版社2014年修订,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初;梅·:《重商主义真理的探索》,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梅·:《论英国现代化的所谓“内生”和“第一代”性质》,《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梅:《从马克思的论断看自由贸易的历史真相》,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梅:《自由贸易神话的起源:亚当·斯密真理的辨析》,载《石林》2007年第3期等。要准确把握英国现代化的规律、特点和教训,显然需要更多地了解相关史实,而这本被英国读者长期检验的经典编年史,至少是一本不错的读物。书中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内外因的关系、政府的干预、现代化中断的风险、帝国制度的运行、相对衰落的原因等发表了看法。,都特别值得我们借鉴。

关于工业革命的起源

国内学术界在探讨英国工业革命时,往往侧重于几个因素进行解释。相反,霍布斯鲍姆回顾了历史演变中的诸多因素,从而全面分析了支持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的适宜条件。除了气候、地理、资源等有利的自然因素外,他强调,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经济和社会已经实现了商业化,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统一市场;乡村生活已经超越了生活水平,最初的乡村工业正在自发地蔓延;人们善于利用发明创造,当时工业化的技术要求比较简单;土地所有权相对集中,传统地主阶级与工商业利益密切相关;该国拥有贸易和战斗的海上力量,并开辟了重要的海外市场;产业利益可以影响决策,赢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皇权从属于崇尚实利的议会,从而构建稳定合理的制度框架;贵族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财富可以投入到生产和交通领域;人口开始大幅增加,随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消费市场稳步扩大。世俗化进步显著,整个社会相当自由包容;等等。霍强调,以上因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在工业革命之前至少积累了两个世纪的发展基础;一般来说,对产业发展意义重大的因素主要是国内市场、出口和政府支持。鉴于如此良好和全面的条件,作者认为“没有其他国家像英国一样为工业革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世界历史来看,工业革命导致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进而工业主义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融合成一股现代化浪潮。但是,从英国这个历史的领头羊来看,工业革命本身首先是由全方位的“准”现代化变革推动的,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因果关系。

关于外部因素的作用

正如以上多因素讨论所显示的,霍布斯鲍姆非常重视英国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但这是否等同于国内一些学者所持的“内生”理论?未必如此。霍的问题是:既然英国的工业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而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自发的营利机制,是什么原因使当时唯利是图的私营企业家决定大幅度增加投资,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在这里,霍特别强调外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毕竟国内市场被认为只能创造相对有限的“自然”增长率。他认为,正是活跃的海外贸易为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带来了新的原材料、新的消费品、新的市场、新的贸易伙伴和新的利润空。总之,新的外部需求刺激了额外的、突破性的投资和生产扩张。事实上,最终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棉纺织业,纯粹源于一场成功的进口替代运动。无论是它的原材料还是要仿制的产品,一开始都是来自海外,后期的主要销售市场也是海外。因此,霍断言:“我们的工业经济是从我们的商业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从我们与不发达世界的商业联系中成长起来的”;“没有国际商业特别是殖民地商业的趋势,工业革命就无法解释”。至于工业革命后英国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经济息息相关。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流、收支流、投资流、移民流等铸就了帝国的国际霸主地位。“英国已经发展壮大,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如果说内部因素构成了英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动力,那么外部因素则为经济腾飞提供了必要的加速度,这也被霍华德称为“点火火焰”。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因素的关键作用不容小觑。

关于所谓的放任自流

人们常说,英国作为世界现代化的原型,是自由放任主义成功的典范。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很大的谬误。霍布斯鲍姆明确指出,政府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因素”。他总结说,既然英国通过征服海外市场赢得了发展上的突破,它“不仅需要一个能够开发和利用这些市场的经济体,还需要一个愿意为了英国制造商的利益而发动战争或殖民的政府”。事实上,英国历史上最接近自由放任的时期只是19世纪中期的短暂时期,这与自由贸易的短暂时期大致吻合。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漫长历史中,英国实施了积极而有希望的干预政策,这体现在其长期的重商主义传统中。即使有人一度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制度,但他们也认为有必要为制度的运行创造和维持必要的条件,18世纪末英国最早实施的关于社会保障的“斯宾汉兰制度”就是明证。要说19世纪中期曾经流行过某种自由放任主义,也是因为之前的政府干预已经打好了充足的基础,尤其是英国此时已经具备了与其他国家相比无可匹敌的竞争力,霍深知“只有如此幸运的工业强国敢于放任自己,才不会相信逻辑和规划”。因为这种关系,一旦英国不再享有19世纪70年代的工业垄断优势,所谓的自由放任立即退出历史舞台。此后,英国政府进一步介入福利和工商业活动,在大萧条和战争时期大规模国有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一定的转折。这些都提醒我们,在政府干预的问题上,用英国历史上的例外片段来编造所谓的“历史经验”是不合适的。

关于现代化断裂的风险

同样不真实的历史观认为,英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渐进有序的有机增长过程,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不存在共同的断裂风险。遗憾的是,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英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当然比后来者更自然、更从容,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消化矛盾。然而,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揭示的,“英国革命的风险也极高”。以19世纪上半叶为例,由于劳工生活十分艰难,社会制度破败不堪,英国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动荡,尤其是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极其严重的危机”引发了劳工革命,卢德派、工会成员、空想社会主义者、民主斗士和宪章活动家相继席卷英国, 这极大地威胁着工业资本主义的终结需要指出的是,正视几乎破碎的英国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更加关注英国为化解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和平过渡措施。 透过现象看本质,务实的英国人不像其他国民那样墨守成规,他们不仅实施经济变革,其他都不实施。工业化开始后,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以及1867年至1874年进行了“三轮政治和行政扫荡”。19世纪,继1830年和1832年的立法改革之后,1867年的改革法促进了政治变革,随后民主化在1884-1885年、1898年和1928年再次扩大。此外,还有各种改进措施,如1833年和1847年通过立法缩短工作时间,1875年废除不公平就业条例,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城市环境。如果说“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导致动荡”,那么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英国也不例外。对于现代化道路上的后来者来说,英国如何逐步化解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深刻矛盾,如何努力消除现代化进程中的断裂风险,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永恒案例。

1886年的大英帝国

关于帝国体系的经营

在现代化进程中,英国始终用心经营帝国制度。这种行为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帝国主义”概念来命名,而是有着更加复杂的内涵。根据霍布斯鲍姆的分析,英国作为工业化领导者的独特性,有相当一部分源于其早期与不发达世界建立的紧密联系,以及致力于创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利润体系;无论是“隐形帝国”还是“有形帝国”,其目的都是为了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工业化地区与原材料产区、国际大都市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间形成一种不对称的互补关系。当英国的工业竞争力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时,世界经济发展出了基本由英国控制的国际自由流通体系。大量不发达经济体尤其被纳入英国边缘化的卫星轨道,对英国的依赖不断加深。但是,霍指出,这样的皇权制度也埋下了皇权衰落的种子。当面对后期经济体的强大挑战时,英国总是有退路,因为它依赖的是帝国体系:一是“回到由正式殖民地和非正式殖民地组成的卫星世界”,或者干脆说“回到我们对欠发达地区的垄断”;二是“回归我们作为世界贸易、航运和金融交易枢纽的中介功能”。这样,严峻的外部挑战得到了缓冲,国内的安逸得到了维持,甚至金融服务的收益也增加了。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转型升级,长期的产业竞争力被削弱。因此,说英国繁荣帝国制度,衰落帝国制度,似乎是有道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19世纪末以“势力范围”形式出现的有形帝国之争以及随后的“帝国优待制度”恰恰反映了大英帝国的持续衰落而非持续繁荣。这的确是一个有意义的兴衰故事。

关于相对衰落的原因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对其他国家拥有工业垄断优势,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全面铺开。此时,工业革命的早期危机已经被克服,工业化的全球蔓延带来了无限商机,而欧美的追赶者不足以构成强大的挑战。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法,1860年以来广泛的国际自由贸易,1863年金本位制的实施,既是英国赢得世界霸权的结果,也是英国建立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标志。然而,无人挑战的霸权并没有持续多久。在1873-1896年的大萧条之后,美国和德国从后面走了过来。人们习惯于把英国的相对衰落归咎于英国社会的保守主义和萎靡不振的企业精神。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问题在于曾经让英国率先崛起的特殊条件。在英国领先的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那些技术手段和企业结构相对简单。无论它们曾经多么先进和有效,在国际竞争趋于激烈的工业革命第二阶段,它们已日益成为“过时的遗产”;另一方面,在分散的私有制下,很难从旧的经营方式转变为新的经营方式,尤其是旧的模式还没有达到盈利的终点,现代化更是难以坚决实施;更重要的是,在一段时间内,英国仍然可以通过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资本货物来获得领导者的红利。此外,金融服务等无形贸易可以有效弥补产业竞争力下降留下的空缺口。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似乎正在积累一些“先发劣势”,逐渐成为“一个寄生而非竞争的经济体,纯粹依靠国际垄断剩余、不发达世界、过去的财富积累和对手的进步”。这种解释不仅更有说服力,而且对现代化任何阶段、任何领域的领导者都是一种警示。

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一书中的内容自然远不止以上各项,我不过从自身视角作了重点解读,而此处未及的其他问题,如土地制度与农业经营、教育科技与产业升级、金融发展的利弊得失、国内消费的恰当角色,也同样是观察英国现代化历程的重要侧面。凡此种种,无不事关英国的历史变迁与当今处境,无疑也关乎现代化后来者的政策抉择。正因如此,借助史家智慧就这些问题获得切实可靠的经验教训,便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当然,霍布斯鲍姆的论述绝不是无可争议的结论或舆论,书中的话偶尔也是可以商榷的。即使他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充分意识到英国至少是“欧洲经济”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但他过分强调了英国“独一无二”的主动性和独特性,过分强调英国不能从外部获得经验、技术、资本和制度,甚至断言“外部因素基本不能援引”来解释工业革命。抛开这一观点与书中其他说法的矛盾不谈,最大的问题是不符合历史事实,这一点可以通过大量的研究成果来证明。[特别参见威廉·坎宁安,《近代英国工商业的发展,第一部分:重商制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07年,载于罗杰·e·贝克豪斯和彼得·j·凯恩《英国历史经济学派》,第4卷,托马斯出版社的Overstone,2001年,第75页,第78页;J. U. Nef,“1540-1640年英国的技术进步和大规模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第5卷,Iss。1,第11-17页;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国家政治经济学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9-40页;《道格拉斯·C·诺斯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崛起》,学术出版社,1988年,第210页;陈勇:《14至17世纪的英国移民及其历史作用》,吴《15、16世纪东西方历史初步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193页。】的确,霍奇森的英国历史重点是1750年以后。因此,省略了英国之前向其他国家借了很多的另一个方面,似乎也是合理的,但在我的预期中,相关的讨论可以更彻底。为了避免在中国语境中可能出现的误读,我们不妨在这里指出缺陷,这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讨论。

霍布斯鲍姆留下的众多着作中,译介到中国来的概已超过十种,就此而论,本书的中文版诚该更早推出。很荣幸应中央编译出版社侯天宝先生之约,我有机会翻译自己看重的这一名家名作,得以亲手补上有关空白。相信这部作品能帮助我们加深对英国现代化历程的认识,进而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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